崇祯十四年十一月，皇太极通过蒙古人向明朝发出求和意向。辽东宁前道副使石凤台也获悉清军有议和倾向，写信给清军将领确证其事，得到明确的答复。但崇祯接到石凤台的报告，认为封疆大吏私自与敌方洽谈和议，有辱国体，下令把石凤台逮入刑部监狱。

崇祯十四年年底，松、锦形势吃紧，内阁诸臣认为“我力竭矣，款建虏以剿寇，凤台言良是”，认为应劝崇祯对清议和，并决定由兵部尚书陈新甲出面，向崇祯旁敲侧击提议此事。

崇祯十五年正月一日，正旦朝贺仪式完毕后，崇祯召见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谢陞、陈演等阁臣，陈新甲也与列。陈新甲向崇祯提议“款建虏”，但不敢直接说出“款”字，于是拐弯说解决松、锦战事，“兵不足援，非用间不可”。意思是至少派人与清国谈一谈。崇祯心有灵犀，立即答道：“城围且半载，一耗不达，何间之乘？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

在场的周延儒等阁臣老奸巨猾，熟悉崇祯的秉性，所以对皇上“可款则款”这句话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一句话不说，只有谢陞说了句“彼果许款，款亦可恃”。但陈新甲得到崇祯这句“可款则款”，以为得到了圣旨，立刻向皇上推荐兵事赞画主事马绍愉作为谈判使节。崇祯批准马绍愉以兵部职方司郎中赐二品衔的身份前往沈阳，执行秘密谈判使命。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七，马绍愉一行抵达宁远，立即与清军将领济尔哈朗接洽。但因没有明帝授权谈判的敕书，又回北京去取，一来一回已经是三月，松山、锦州已经陷落。当年四月，马绍愉离开塔山，前往沈阳进行谈判。

关于明朝岁币，皇太极最初索要黄金三十万两、银二百万两，马绍愉还价金一万两、银百万两，最后皇太极坚决要求金十万两、银二百万两，否则就继续打下去。经过几轮谈判，最终达成的媾和条件如下：

一、明朝每年馈黄金十万两、银二百万两；清朝回馈人参千斤、貂皮千张；

一、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朝国界，塔山为清朝国界，两境之间为两国互市之地；

一、遇吉凶大事，两国交相庆吊。

本来这次和谈是秘密进行的，不仅在明朝方面高度保密，清国方面也是由皇太极再三关照，不让外廷知晓。但马绍愉寄给陈新甲的一封书信，被陈新甲阅后放在书桌上，其仆人认为是普通塘报，随手交给塘报官传抄，机密流传于外。这封信提到与皇太极讨价还价、争论岁币金额之事。


马绍愉和谈之事泄露之后，在明朝引起轩然大波。在明清一开始进行和谈的时候，谢陞就跟言官御史们打过招呼，“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但言官听闻此言后惊愕不已，交相弹劾谢陞“妄言”，崇祯立即把谢陞丢了出来，将其革职。所以这次和谈细节泄露，首辅周延儒跟其他阁臣一言不发，既不为和谈辩护，也不谴责，让一切舆论压力全都落到崇祯身上。


崇祯虽然一向刚愎自用，但此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可款则款”这句话公之于众，于是想把责任全部丢给陈新甲，下旨对其严厉谴责，其意图是想让陈新甲主动承担责任，丢卒保帅。但陈新甲自恃是按皇上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自引其罪，反而写下申辩书为自己辩解，内中详细引用了崇祯给他的多条圣谕。


陈新甲的辩解令崇祯大怒，在七月廿九日下令逮陈新甲下狱，准备杀他灭口。但周延儒说了一句“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因此陈新甲最终是以在兵部尚书任内“陷边城四、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的罪名被杀的。


从崇祯十七年正月起，崇祯帝一直想抛弃北京，往南京逃。大年初三一整天，他与太子左中允李明睿讨论南迁的细节问题，从早上一直讨论到晚上。但李明睿官小位卑，崇祯需要内阁、六部更有影响的重要官员来先开口劝他南逃。但大臣们鉴于当年陈新甲被杀的教训，谁也不先开这个口。因为大家都看明白了，这位爷爱让臣下背锅。迁都可以，但得由识趣的大臣提出，而且逃到南京后肯定还要议论议论抛弃天寿山十二陵的责任，这罪还得由提出迁都的大臣承担，而且还要杀头（参考陈新甲下场）。所以大臣都学乖了，全都闭着嘴，不提，急死你，耗死你。


就这样一直拖到三月初三，大学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等人建议好歹先把太子送到南京，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跳出来质问诸人，“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大帽子扣得不要不要的，吓得群臣也闭了口。就这样拖啊拖，拖到了三月十八，北京城破，崇祯带着王承恩上了景山。


对了。北京陷落之后，光时亨投降了大顺，仍然留任兵科给事中。后来跑到南京，二次投靠南明弘光帝，被马士英弹劾：“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于是光时亨弃市伏诛。

作者:战争史研究W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