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拍》第290个真实故事
如果你有故事,请私信告诉我
王 飞/口述
黄毓婕/撰文
祖一飞/编辑
我叫王飞(@非洲飞哥),80后,是一个农民工的儿子。十年前,刚刚结婚生子的我为了挣钱养家,重走了我爸的老路,来到非洲几内亚当工人。出国之前,我跟老婆约定好打拼两年就回来,结果不知不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依然在非洲,虽然身份早已经从工人变成老板,靠承包工程运输车每年可以有数百万的经营收入,但我总觉得不在家人身边,赚再多也没意思,最盼望的就是能早点回国。
这是常常和我待在一起的四个非洲孩子,在异国他乡,他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可以说,我们一家两代人的命运都是被非洲改变的。小时候,我们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穷,那时候每天吃的都是白面条,顶多煮点鸡蛋,再加些丝瓜进去。周围邻居都开始换大彩电了,我家还是只有一台非常小的老式黑白电视机。
为了养活我和我弟,爸妈后来都去了城里。我爸卖力气,在一家建筑公司的工程队当工人。我妈为了能顺带照顾我们俩,跟亲戚朋友借钱开了一家小小的食杂店。
小时候,我和弟弟在我妈开的食杂店前。
我爸是初中学历,和工程队的大部分农民工相比,他还算是有点文化的,眼光也比别人更长远一些。刚开始他只会干砌砖这类很简单的活儿。后来公司开设了夜校,要给大家免费教一些建筑技术、工程项目管理的知识。很多人嫌累不去,我爸听说后主动报了名,白天在工地干活,晚上接着学知识,经常是我们都快睡下了他才下课回到家。
我爸因为勤奋上进,考下了不少和建筑相关的证书,比如施工员、质检员还有安全员证书。他因此得到了公司领导们的关注,被评为全公司的“劳动模范”。在那之后,他的身份从临时工转为了正式工。
2001年,我爸所在的公司将业务拓展到非洲几内亚,想选一些优秀的工人外派过去支援当地建设。当时我爸在国内的工资每个月只有1000元,公司直接给外派员工开出了八万左右的年薪,听上去相当诱惑人。为了挣这笔钱,我爸决定去非洲试一试。
我爸年轻时的照片,看面相就是一个憨厚老实的人。
那是二十世纪初的前几年,通讯手段还不像现在这样发达,我爸只能靠写信和家里交流。每回收到信,我妈都会迫不及待地念给我们听。因为平时爱看《动物世界》,我总觉得非洲还是像原始社会一样,老虎狮子满地跑,非常担心我爸的安全。我爸总是在心里安慰我们,说非洲并不可怕,几内亚也只是比中国穷点,况且公司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我们听得半信半疑,除了担心什么也做不了。
顺利的话,我爸一年到头能飞回来一次,要是赶上大工程,能不能回来就全看工期进度。有一年过年他就没回来,我和我妈我弟孤单单地吃着年夜饭,我一想到爸爸连过年都不在家,没忍住哭了出来,结果把妈和我弟也都带哭了......
我妈倒没抱怨过我爸,她就是爱拿这件事来教育我们两兄弟:“看,不好好读书就是你爸这个结果,只能跑那么老远的地方去打工挣钱!”当时我也就听听,没把这当回事,怎么也想到到,这句话若干年后又在我身上应验了。
我爸出国那年,我正上高中,也许是身边少了大人的督促和监督,我的成绩一直徘徊在中等水平,高考只考上了我们江苏省内的一所普通大专,专业是机械设计。毕业之后,我进了南通市的一家小机械厂上班。入职第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六百元。也怪我没什么社会经验,不知道这只是试用期的工资。见待遇这么差,我认定在这里上班没前途,一气之下直接裸辞了。
结果就是,我为这次年少无知的冲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离开机械厂后,我陆续投了近百份简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好工作。有天我和女朋友聊天,她说南京有家电子厂愿意招她,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南京。都说树挪死人挪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情况会不一样,就和她一起出发了。
我和老婆是高中同学,我大专毕业后和她在一起了。
刚到南京没几天,我就很顺利地进入了一家期货公司。当时我还纳闷,难道换个城市找工作效果真的这么明显?等我进了公司才知道,这其实是个类似于保险推销的工作,公司需要招聘大量员工去拉人来开户,基本上只要报名就招,根据拉的客户数量给提成。
光进来没有用,这份工作我干得并不顺利。南京这个城市我人生地不熟,能上哪找客户去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街上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可我又不是能说会道的类型,每次冲上去问人家要不要办理期货,就算是那些有钱的、最有可能买期货的大爷大妈,也没几个愿意相信的。
有好几个月,我一个客户都没拉到,到手工资只有一千三或一千四,连底薪两千都没达到。偶尔有几个月运气好一点,能拉到四五个客户,算上提成也只能拿两千多工资。我硬着头皮坚持了一年,最后还是离开了。
我和女朋友在南京的照片,当时两个人都很穷。
我女朋友那时候也觉得待在电子厂没前途,将来最多能当个生产线线长。她说既然我们在南京发展得都不好,还不如都回去好了,至少不用在外面漂着。于是我们便回了老家,第二年结婚,第三年就有了女儿。
养孩子花销会很大,作为父亲,我肩上的担子变得更重了。从南京回来后,我先后到当地的两家公司做过销售,后来又尝试过开外包公司帮忙招人。其实这些工作都不是我擅长的,但我毕业后就没接触机械,早就偏离本行了,又没其它工作经验,结果自然不如人意。
在国内工作时的照片,成家之后身材发福了。
2011年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挣到钱,该怎么养家?我压力特别大,越想越慌,搞得我爸也替我着急,后来他在电话里给我指了一条路:“不行就出国吧,挣点钱再回去。”我一听到挣钱两个字就神经敏感了,立马答应去非洲跟他干。
我爸此时已经在几内亚待了十年,职位从原先的工人变成了工程队队长,帮我在他们集团介绍个工作并不难。我老婆也知道我压力大急着挣钱,安慰我说可以出去两年就回来,只要不是长期在国外,她都举双手支持。
这事定下来之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办完了各种手续。第一次出国,我完全没有像之前担心我爸那样,反而特别激动,可后来一路发生的事都让人觉得好尴尬。我上大专的时候没考过英语四级,本来想着加上说话时的场景和动作,简单的英语交流应该没有问题。结果上飞机之后,我发现老外说的英语一句也听不懂,他们不是按照英语书上的套路出牌,而且说得特别快,我像个哑巴一样,完全没法和别人交流。
在几内亚首都机场很少能见到黄种人,我在人群里算“异类”。
等下了飞机,海关的工作人员直接向我走过来。通过他们的肢体语言,我大概理解这是要让我打开钱包的意思,以为需要交给他们检查。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人从里面抽走了一张50元人民币。我脾气一下上来了,追着他们理论,可我只会讲中文,他们说的是法文,谁也听不懂对方想表达什么,连吵架都没法吵。接到我之后,我爸告诉我,这种情况在当地太正常了,当地人早就见怪不怪。
我跟着我爸来到了他所在的几内亚杜布雷卡省,第二天来到集团报到后,被分配到了下属的矿业公司,负责砂石生产线的现场管理。我工作的地方在乡下,可能我爸也是想锻炼锻炼我,安排好就没再管我了。到了那儿,我才深刻感受到我爸以前在信里说的“穷”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和六七个中国同胞住进了公司提供的样板房里,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张板凳,连个挂衣服的地方都没有,空荡荡的,特别简陋。过了两个星期我才知道,首都附近有家中国人开的超市,在那里可以买到日用品。不过超市的目标客户是中国人,加上附近也没有其他商店,所以里面卖的东西特别贵,一包普通泡面换算成人民币要12元,吃零食都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了。
更糟糕的是这里的公共设施,就拿用电来说,不能说这里没有电,但只有在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公司才会用发电机发电一两个小时,更不要说想随心所欲地使用网络了。我安慰自己这一切跟我之前想象的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比已经好很多了,这样一来,心理落差也不算太大。
最初,我住的地方在远离城市的乡下,非常荒凉。
进公司之后,我从学徒开始做起,每天待在老工人身后观摩学习。好在我大专学的就是机械专业,这些设备的原理都是相通的,对我来说并不难。短短几天时间,我就学会了如何操控那些大型机械,熟练之后还要教会我手底下负责的当地工人,保证生产线正常运行。
活儿本身不重,唯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需要全天在户外操作。而几内亚处于热带,气温高、太阳烈,那段时间我因为每天都在太阳底下暴晒,肤色都快变得跟黑人一样了。每次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去都特别疲惫,只想立马躺倒在床上。
工地就像这样,很少有阴凉的地方。
最让我打退堂鼓的是这里的埃博拉病毒。我来几内亚的第二年,埃博拉疫情就在邻国边界暴发了,导致大家都人心惶惶,我认识的很多中国人都回国了。我们公司旁边又刚好是红十字会,所有感染埃博拉病毒遇难的遗体都要在那里处理。
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这些遗体按规定必须被火化。然而当地人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推崇土葬,家属们不愿意自己的亲人被火葬,导致经常发生死者亲属聚在红十字会门口抢遗体的情况,局势特别混乱,有时候还能听到开枪的声音。为了防止冲突蔓延到我们住的地方,公司专门从总统府卫队请来了五个戴红帽子的正规军,整天蹲着枪在门口守着。
结果埃博拉疫情越来越重,最后我家里人都也知道了,我妈成天在电话里对我哭:“你赶紧回来吧,在那干嘛呢?”我虽然也很害怕,可一想到还没挣到钱,不甘心就这么回去,还是抱有一丝侥幸心理。我一直安慰家里,说只要不接触有病毒的血液就不会有事。实际上说这话的时候我自己都觉得心虚,每天出门都穿着像塑料雨衣那样的防护服。这种材料不透气,穿着像蒸桑拿一样,一天下来,皮肤都因为出汗被捂白了。可能也是因为我防护到位,很幸运没有染上病毒。
现在疫情在非洲也有,我有时候还是会用到防护服。
最早我是在户外工地上,工地里凉快点的地方就只有仓库了。我一有空就去仓库溜达,顺带还帮仓库里的人干了些杂活,一来二去的,我和仓库的人都混了个脸熟。后来仓库的一位中国负责人因为家中有事辞职了,公司想找个合适的人选接任,因为我常和他们打照面,就这么被领导看中调到了仓库。我每天只需要记录些货物流出信息,可算摆脱之前那种苦日子了。
这家公司员工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即便我只是大专毕业,也能算作公司里少有的“高材生”。工地的负责人觉得我不错,想把会计工作也交给我。这我哪儿会呢?我以前从没学过会计,但他们说,“这没其他合适的人了,就你来顶一下吧!”我只能恶补一些简单的管账知识,快速上任了。几个月后,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正好缺人,公司负责人见我能做这么多事,又把我调到总公司负责行政工作。
从我毕业到现在,好不容易被人看中一次,还是挺开心的。一想到我爸也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努力走到如今的地位,我更加有斗志了。正常来说,在中资企业说中文就行了,但我考虑到自己待的岗位比较重要,为了方便工作和交流,决定攻克法语这个难关。
最开始我采用的是最老土的方法,把法语发音用汉语拼音的形式记在小本子上,前前后后写了好几本,有事没事就拿出来照着读。因为各种工作场景我都有遇到过,平常用上法语的机会也多,水平进步得还挺快。不过,这种根据拼音学外语的方式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发音不太标准。
这是我用法文写的采购清单。
等我被调往总部的办公室后不久,那里的人都知道有个新来的小伙子在学语言。办公室的高层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离退休不远了,不像年轻人那样有热情,几乎没人学过法语,对比之下,我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可以帮忙做点翻译的工作。
调到总部第二年,我被升为总经理助理,年薪也从三年前刚入职时的10万升到了20万。升职之后,我接触的政府官员越来越多,打交道的都是高学历或者高级别的人,我怕他们笑话我的发音,于是又重新学习了法语的26个字母和语法,把原先不对的发音给纠正了,工作起来比以前自信很多。
因为升职加薪,我(右一)在非洲的生活越来越好,常常和同事聚餐。
可我认真想了想,对于没有资源和背景的普通人来说,总经理助理已经算上是我能升到的最高位置了,要升到管理层对我而言不太现实。事实真的和我料想的差不多,我在这个岗位待了五年。这五年间,几内亚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来非投资的华人越来越多,我在的那家公司利润也开始下降,工资基本没怎么涨过。
2017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了,这回赚来的钱更不够一家人的开支。老婆还计划为两个孩子买套学区房,当时淮安最好的学区房大概要两万一平,一套一百平的学区房需要两百多万,仅仅靠我二十余万的年薪存钱买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思考了很久,终于还是在2018年辞职了。
由于矿业公司的业务都和运输密切相关,我在当地工作了近六年时间,对运输行业还是比较了解。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稳妥的生意,只要几内亚还有工程在建,运输业就一定不会倒下。辞职后,我找了两个朋友合伙,把这几年存下来的钱全部投了进去,三个人一共凑到160万人民币,买了两辆卡车和一辆挖机,又雇了几个本地司机帮忙开车。
创业初期很苦,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三个合伙人搬到远离大马路的乡下,那里缺水又缺电,就像我刚到非洲的时候一样。我们把省下的钱不断用于投资,规模最大的时候手里有七辆卡车、三辆挖机、两辆铲车。投资带来的回报率也很高,仅仅半年多时间,我便赚回了初期投资的160万本钱,一年后,我和老婆就用存下的钱买了套学区房。
这是我的一辆大卡车,其他卡车都在运输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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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跑的都是固定的运输路线,我只需要管理好司机,保证他们不接私活、不谎报车况就行。这样一来,我的日子就变得清闲多了,有大把的时间感受在非洲的生活,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和非洲邻居肉肉一家熟悉了起来。
肉肉、小猴子、大胃王是我根据三个小孩的个性取的。肉肉最小,我认识他时,他才4岁,脸捏起来肉肉的,所以我叫他肉肉;小猴子和他名字一样,是最机灵的一个,整天上蹿下跳跟个猴似的,“小猴子”就这么喊出来了;大胃王以前特别能吃,可能因为她平时干活比较累,每天都能吃一盆饭,我就管她叫大胃王。
熟悉之后我才知道,邻居肉肉家的条件虽然不算好,但养了十多个孩子,小猴子、大胃王都来自几内亚很偏远的农村,他们是肉肉的亲戚,因为家里穷被父母送到肉肉家。寄养在别人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就睡在地板上,也没有学上。看到这几个小孩的情况,我挺心疼的,没事就找他们玩点小游戏,谁赢了就奖励点吃的。
这是不久前我带肉肉(左)和小猴子(右)去旅游。
在2019年以前,我差不多一个月就到邻省和我爸聚一次,爷俩每次见面也没啥事,随便聊聊天就能让我安心很多。后来我爸因为退休回了国,我一下子就觉得很孤单,身边也没几个能聊的人。我见小猴子身世最惨,又怪机灵的,勤奋踏实还肯学,于是决定收养他。
说是收养,其实是我和小猴子爸妈口头达成的一个协议,让小猴子以后跟着我了,我可以像养父一样帮衬他。这样我身边还能有个伴,两全其美。起初我家人非常不理解,说收养一个孩子等于要对他的一生负责,哪能这么草率?可那时我真没想过太多,他们和见我态度坚决,又管不到我,只能随我来了。
这是小猴子和他爸爸,我经常带小猴子去看望他爸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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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内亚待了这么久,让我觉得这里的“穷”和教育有很大关系。我在当地被偷过三次东西,刚来几个月就被偷了一万多,后来在首都的时候又被偷过两万块。发生这种事报警也没用,有时候还会反过来被要小费。我原本觉得是有些人生性贪婪,不愿意努力,自然就穷了。后来我想通了,这种情况其实以前中国穷的的时候也经常发生,现在我们有钱了,教育跟上来了,人们的素质也在变好。
所以在我决定收养小猴子之后,就给他办理了入学手续,亲自教他写字、学说中文。起初我想逗逗他,故意只讲中文,他听不懂,觉得中文特别无聊,但我就是不换语言,他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瞎猜。猜对的次数多了,他的兴趣就来了。后来我又给他放中文的动画片,慢慢地他也能听懂了。被我训练三年多,现在他已经能无障碍地和我用中文简单交流了。
我还计划再过几个月,要把小猴子送到孔子学院去上课。在非洲有许多中国人投资的企业,如果小猴子能够掌握中文,对他以后就业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除了小猴子,大胃王也作为保姆住在我家。两个人喜欢吃中餐,我教他们做了不少中餐,有时还会带他们去海边、游乐园玩,也算帮他们拓宽了视野。
最近小猴子迷上了做包子,他做的包子样式和口味都很不错。
这些其实都是我从我老婆身上学来的教育经验。我老婆在一家事业单位做编外行政工作,工作不算忙,每天下班还有挺多时间照顾两个孩子。我老婆给女儿报了七个课外补习班,后来怕孩子累着,又根据她的兴趣和需要退了几个,现在还剩写作、阅读、英语和跳舞四个辅导班。每次女儿去上课,我老婆就全程陪护。
我回国休假的那一个月,老婆就会把这些事都扔给我,让我感受她的日常生活。每天,我需要接送孩子上下学,顺带去买些菜,等女儿放学回家后,还要辅导她写作业,一天下来还真是辛苦。其他倒还好,教女儿做作业最让我头疼,一开始我信心满满,特别耐心地给孩子解释,但没想到孩子的理解力和大人差距会这么大,教了几遍还是不懂,折腾了半个小时,我就实在教不下去了。
和亲生儿女相比,我辅导小猴子的时间更多些,这是我让小猴子背乘法口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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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内待的时间毕竟有限,平日里大部分时间,我和老婆孩子都是通过视频聊天的方式见面。每次我们打视频电话时,两个孩子就会围上来和我聊天,就像我小时候想看我爸的信一样。
可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的亏欠感就越重。每次回去见到家人,都会觉得所有人的变化都好大,尤其是两个孩子,比上次见面时高了一截,这种视觉冲击和视频见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有意识到,收养小猴子有部分是出于父爱泛滥。我作为父亲,离家里两个孩子那么远,没办法很直接地关心照顾到他们,但对小猴子就不一样了,我不能直接为两个孩子做的事情,都可以为小猴子做到。
前段时间,我给小猴子盖的房子开始动工了,房子面积在两百平左右,预估需要花费30万人民币。在附近的很多华人都认识小猴子,也都很喜欢他。大家跟我说,如果我将来回国了,他们愿意继续照顾他。这样即便我今后离开几内亚,这些朋友、这栋房子都能带给小猴子带来保障,我也算尽好一个养父的责任了。
我为小猴子盖的房子在今年三月份开始动工,盖得比原先想象的要大好多。
最近这两年,我其实有点后悔当年来非洲的决定。我在非洲待了差不多十年,虽然现在经营收入有数百万,但如果横向对比,就会发现和我同一期毕业的那批同学,很多人通过自身的努力都取得了让人羡慕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我最羡慕的——身边有亲人陪伴。
从去年开始几内亚的政局一度动荡,在这里打拼的风险越来越大。可如果就这么放弃所有的事业、积攒的人脉资源回国,我又能在家里干什么呢?我越来越迷茫,不知道自己还能往哪方面努力了。唯一能确定的是,我最多在几内亚再待两至三年时间,之后无论如何也要回国。
我骨子里是个喜欢安稳的人,从毕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过这个心愿,全是在往反方向走。我想,将来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法还是在中国、几内亚两地跑,我和合伙人每人在非洲盯四个月,剩下八个月回国休息。我不知道这个方案有没有可能成真,但只要能回家,我就安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