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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在世纪之交爆发严重经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极为复杂的，有时看上去就像上演了一出希腊悲剧。借用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讲，如果有一个拉美的死亡预言，那一定就是2001—2002年阿根廷的崩溃。

在下面的论述中我们将看到，钉住美元是阿根廷这场悲剧的根源，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智利、哥伦比亚与墨西哥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最重要的是，1991年4月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而且在没有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和其他重要政策的情况下坚持维持这一汇率，这一决策是由阿根廷的政治家而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美国财政部官员或支持拉美现代化改革的那些专家学者做出的。阿根廷自身的政策失误是2001年危机的主要原因，2002年1月阿根廷国会任命的爱德华多·杜阿尔德（Eduardo Duhalde）总统承认这一点。他在2002年《金融时报》的评论文章中写道：“就阿根廷的案例而言，此次危机阿根廷纯属咎由自取，怨不得别人。”

2001—2002年的这次危机不过是阿根廷一系列经济危机、货币崩溃与债务违约中最近的一次。就像在第二章讨论过的那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阿根廷屡次遭受货币崩溃的折磨。20世纪下半叶，阿根廷实施了很多稳定政策，意在消灭通胀，然而所有政策都失败了。历史上一些值得一提的事件包括1967年部长阿达尔伯特·克里格·法森纳（Adalbert Kriger Vasena）实行的稳定政策与1975年被称作“罗德里格佐”（Rodrigazo）的一组经济政策，后者最终导致该年的通胀率飙升至182%。20世纪80年代初，部长何塞·马丁内斯·德奥斯（José Martínez de Hoz）着手实行一项重要的反通胀措施。这项政策试图通过控制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来降低通胀，但最终以严重的危机与政治动荡加剧收场。1986年，一项名为“奥斯特拉尔计划”（Austral Plan）的非正式稳定政策得以大力实施，但是由于政府动荡与缺乏控制财政失衡的意愿而再次失败。

请绑住我的双手！—通过绑定美元，借用美元信誉

1991年4月，为了应对超过十年的负增长和几乎丧失殆尽的政府信用，卡洛斯·梅内姆总统实施了所谓的《货币兑换法》。这部法律最为核心的特点就是将本国货币（包括最初的奥斯特拉尔和后来的比索）的币值钉住美元。最初钉住的汇率是10000奥斯特拉尔兑换1美元，到1992年新比索发行以后，钉住的汇率是1比索兑换1美元。
《货币兑换法》的创意源自哈佛大学出身的经济学家多明戈·卡瓦洛（Domingo F.Cavallo），这一法律强制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严格执行这一钉住汇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银行需要限制本国货币供给，严格防范通胀。因此，根据这一法律，中央银行不能向政府提供任何贷款，而且只有在得到足额的外汇储备支持时，才能扩大流动性。

从政治的角度，《货币兑换法》是一项法律机制，强迫政府绑住自己的双手，把中央银行政策置于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经历了数十年经济管理失当，阿根廷当局得出了一个清醒的结论：唯一能够避免以往损失惨重的经济危机重复上演的方法，就是宣布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只有放弃这一遭到严重滥用的工具，阿根廷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稳定。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由于财政靡费而经历过货币局制度的失败，但这未能阻止卡瓦洛这位《货币兑换法》的设计者。数年之后，一些观察家探讨《货币兑换法》的主要问题是否在于未得到彻底贯彻。如果为了维持本国货币而选择更改法律、随心所欲地印钞，这必然导致一定的风险与不稳定。其中一些分析家认为，对阿根廷而言，一并放弃本国货币并且采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可能是一个更好的策略。

阿根廷的转移支付

阿根廷经济特别脆弱的一点是所谓的《共同参与法》（Coparticipation Law），它要求联邦政府向省政府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而各省政府却没有任何动力平衡其预算。实际上，在实施《共同参与法》的1991年至2001年，省政府出现赤字是一种常态。《共同参与法》的核心问题以及无法对该法案进行改革的原因，是联邦政府与省政府之间关于权力分配的长期争执。早在1845年，多明戈·弗斯蒂诺·萨米恩托就认定这一问题是阻止阿根廷步入文明国家行列的最大障碍。

正如《华盛顿邮报》前记者保罗·布卢斯坦（Paul Blustein）所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官员曾反复告诫阿根廷政府，宽松的财政政策对一个采用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形同自杀。阿根廷政府承认这一问题的存在，一次次地表示他们会着手解决。然而，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该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大多数只是徒有其表，并没有投入足够的力量去解决导致财政失衡的根本问题。

阿根廷政府没有采取真正的行动，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因为任何削减财政赤字的政策都会疏远它与各省省长的关系，导致中央政府的支持程度下降。它无法调整财政支出，也无法在好年景积累财政盈余。

1994年实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使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这项改革建立了一个将政府提供的养老金与私人账户结合在一起的混合体系。在改革实施之后，工人的一部分缴费存入自己的私人账户，不再为支付当前的养老金提供资金。
由此产生的财政赤字本应由一般性的财政收入来弥补，但是主要出于政治原因，阿根廷政府决定通过发行更多的债务来弥补这一缺口。它这样做是期望由未来的政府来承担偿付这笔债务的责任。

在21世纪初期，由于无法推动政策的改变，阿根廷经济依然十分脆弱。导致这一脆弱性的根本原因是以下几项致命因素的综合作用：一是货币升值严重损害了出口的竞争力；二是大规模且不断上升的财政赤字；三是缺乏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法规；四是相对较低的经济开放程度。

都是外国人的错

将本国经济问题归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在阿根廷历史上已不是第一次了。在1966年一次极为开诚布公的采访中，铁腕人物何塞·多明戈·庇隆作为该地区历史上最重要的民粹主义者之一，将1955年之后阿根廷的经济危机统统归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庇隆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给予阿根廷的金融贷款“洗劫”了一半。他十分自负地说道：“自从我离开（政府）之后，阿根廷就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控了。”

2003年5月，正义党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为总统。基什内尔在执政期以发表全力反对全球化和攻击不公平现象根源的政治演讲为特点。像其前任一样，他将本国的糟糕境况诿罪于外国人，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基什内尔就职时，国际金融形势变得对阿根廷有利。全球利率降至历史最低；阿根廷的石油、矿石、农产品等出口品价格大幅上升；世界经济继续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