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炮和二十万里铁路--马伯庸

biwawa 1月前 150

    之前我写了一段京张铁路的建设八卦,顺便提了句孙中山要建二十万里铁路的轶事。这事拜互联网所赐,几乎成为尽人皆知的段子。不过绝大多人仅限于知道孙中山说过这么一句大话,对其来龙去脉不甚了解。我觉得有必要略做譬解,以后笑话起来才算有的放矢。

    要说孙中山这个宏大的“十年二十万里铁路”计划,跟京张铁路还真是有点渊源。

    1912年3月,他有一次跟唐绍仪聊天。唐绍仪是詹天佑的学弟、梁如浩的同学,对铁路建设知之甚详,向孙中山讲了讲利用京奉铁路利润修京张铁路的做法,他听完之后,大得启发。

    到了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在南京跟同盟会老哥儿们饯别时发表演讲,感慨说京奉铁路运营了三年,利润已足够修京张铁路,可见铁路于国计民生十分重要,他说:“中国当取法于德,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公用而有余。”

    这个时候,孙中山虽已有了二十万里的构想,但诸多细节尚未成形,包括建设时间、路线规划等要素还不完备。不过随着他一次次接受记者采访,能够清晰地看到一个宏大计划逐渐浮出脑海。

    比如六月二十二日,他在上海接受《民立报》采访。记者问他有什么打算,孙先生回答:“拟以专办铁路事业,欲以十年期其大成。”

    但这个“十年”到底达成什么大成,他并没细说。到了六月二十五日,好奇的《民立报》记者又来采访时,孙中山终于首次披露心中的初步规划。

    首先要建设的是三大干线。南路从广东南海开始,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而至西藏,再拐弯到天山以南;中路从杨子江口,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一直到新疆的伊犁;北路从秦皇岛到辽东,再折向蒙古,直抵乌梁海。

    极为恢宏的三条横线,横贯整个中华。

    记者震惊之余,当场怼了一句:“先生之筹此三干路者,其为过屠门而大嚼之希望耶?”——路过屠户门口看见肉了,忍不住空嚼了几下过瘾。典出汉代桓谭的《新论》,不过曹植对这句话的解释最为阴损:“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

    孙中山有点尴尬,连忙找补了一句:再难有袁总统建设国家难吗?” 然后祭出了费马的大招,说我对这个计划已经思考了很久,可惜采访时间太短,没法把规划详细说明。

    很快他就得到了机会。

    7月22日日,孙先生在中华民国铁道协会的上海欢迎会上致辞:“美国现有铁道二十余万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七十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五倍于美,苟能造铁道三百五十万里,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

    三百五十万里!

    这才是孙中山的终极梦想,二十万里只是一个近期规划罢了。好在他是为了表达“若成,中华即可成全球第一之强国”,虚拟语态,所以大家只当是个美好愿景则罢。

    当然,孙中山也清楚,这件事没有实权派支持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决定北上与袁世K会晤之后,便不断借新闻报道放风,说要跟袁大总统好好谈谈这事。

    8月22日,孙中山在抵达北京与袁世K会谈前夕,给宋教仁写了一封信,里面第一次明确地把

    他的计划表达明白:“欲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

    二十万里,十年之期。

    所以孙中山北上跟袁世K谈这事,绝非大嘴一张心血来潮,是酝酿已久的一个规划。

    8月24日,孙中山抵达北京,跟袁世K就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会谈。如消释南北猜忌、调停党争、国家政体、蒙藏纠纷、外交借款等“八大政纲”。8月27、28日两天,他们终于谈到了铁路建设问题。

    接下来,就是人人皆知的故事了。孙中山动情宣称,辞职之后他决心用十年时间,给中国建二十万里铁路。袁世K:“……”

    其实这还不是这个故事的全貌。

    8月28日会谈结束后,孙中山接受《亚细亚日报》记者的采访。记者劈头就问了一句:“先生近主张铁路、练兵两策,欲以十年功夫筑铁路二十万里,练兵五百万,有之乎?” 孙中山坦然回答:“事诚有之。”

    所以袁世K受到的惊吓,可能不止是“十年二十万里”铁路,还有这“五百万”的精兵。

    你说你要建二十万里铁路,我也就忍了,当你吹吹牛;你还让我练五百万精兵?大哥,你真当北洋六镇是充话费送的啊……

    在后世很多关于这段往事的文章中,写的不是“五百万精兵”,而是“百万精兵”,大概觉得五百万实在太不靠谱,都不敢深写。

    这个还真不是。

    在他们谈到铁路话题的前两天,8月26日,孙中山跟一个叫汤漪的同盟会员谈话,清清楚楚说道:“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可决每年有八万万。”

    可见在孙中山的脑海中,早就有了这么一个数量级。见到袁世K之后,激动难抑,数百万开口一溜,成了五百万。好在孙中山赶紧解释了一下,说练兵五百万,不是让你马上一口气练完。而是每次练一百万兵,两年一退役,再次征召,十年正好五百万常备兵。这时候铁路也修完了,这不就强国了吗?

    袁世K(擦汗):“还好,还好,很理性,很理性……”

    抛开五百万练兵这事且不提,孙先生这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他也不是顺嘴胡说,确实是有所参考的。

    这个参考就是美国。

    美国在1880年到1890年之间,仿佛像是打了鸡血似的,运营里程数从87,801英里暴增到163,562英里,平均每年新增7,576英里。尤其是1887年,单年总量甚至一度冲到了1.2 万英里。在1912年这个节点,全美铁路总长度已经突破二十五万英里。

    孙中山的计划,就是这十年的美国速度为标杆:每年新增七千英里,换算成公里差不多一万出头,再折成华里就是两万。一年只要修够两万里,十年不正好二十万里么?

    如果这个数据还不够直观的话,我们可以做个比较。津浦铁路全长1,013公里,一共修了4年——这还是中国最好修建的地段,除济南到泰安一段之外,途经皆是平原地区。如果是京张、川汉那种地形的话……

    而2010年,铁道部满怀欣喜地宣称,中国运营总里程数已达到九万公里以上,与孙先生的理想庶己近之。

    顺便说一句,孙先生对于美国铁路建设的概念,感性认识很深刻,但细节却略有出入。他在与袁世K会谈前后的各种演讲中,美国铁路长度忽长忽短,有七十万里、八十万里、八十五万里之说,最离谱的是他给《铁路杂志》的题词:“美国今日有一百二十万里之铁路,其铁路为世界至多。”

    一百二十万里合六十万公里,几与全球铁路总里程等同了。估计是孙先生一时激情勃发,又发挥过头了……

    说回正题。

    “十年二十万里”这个计划,面临的困难可不小。那时中国工业化底子极薄弱,人均什么都低,也就人均列强冠于全球。所以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建设资金。

    孙中山自己就是筹款名人,自然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他算过这笔账,二十万里的建造费用,一共得需要六十亿元。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大清最后一年的全国税收总数,是三亿元。

    靠中国自己,是绝计付不起这个钱的。所以孙中山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向海外借款。

    借款修路,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事涉路权、国权。孙中山对此洞若观火,所以在各个场合不停地强调,大家要转变心态,借款修路在各国都属平常,我们不必出卖路权,只要以未来利润做抵押即可。他算了算,二十万铁路需要贷款六十亿,需要出让四十年利润。但你不借钱,一千年也得不到铁路之利,这么算的话,实际上还是合算的。

    这四十年的算法,是以美国铁路为参照,人家每年六亿大洋盈余,十年六十亿正好还清。中国收入没那么高,除四,那么四十年也还清了。

    至于借款细节,孙中山也有自己的一套规划。

    别看他对美国铁路建设心心念念,但对其体制却很有不满,认为被几个大托拉斯控制,有垄断之流弊,无益于民生。对于铁路体制,孙中山一直念叨的,是学习德国,尤其是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

    别紧张。那是1912年,小胡子还在奥地利学画画呢。孙中山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跟希特勒后来提倡的那个不是一码事。不展开说了,总之孙中山很欣赏德国把铁道、电气、水利等设施收归国有的举措,认为这是中国应该走的路。

    所以孙中山的计划是:先在民间成立十个公司,以公司为名义去借贷修路。修完路之后,出让四十年利润用来还贷,还贷之后,再由国家收购为国有。

    那么这二十万里都修哪里呢?孙中山大笔一挥,把之前的三大干线改为六大干线,体量翻了一倍,增加了从广州到成都、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兰州到重庆、从长江到伊犁、从大沽到广东、香港、从天津到满洲等规划。

    整个中国地图上面,一时间密密麻麻,全是铁道线。

    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宏大计划,袁世K不置可否。他老奸巨猾,什么都不说,反而允诺让孙中山放手去干。唐德刚说这是袁世K给他下的圈套,我觉得不至于,当时袁世K最重视的威胁,其实是宋教仁,像孙中山这样一挥手二十万里的人,只要当吉祥物供着就成了。至少在1912年这个时间节点,袁世K不会搞这么一个复杂的陷阱来坑孙。

    孙、袁两人的会谈内容很快见诸报端,孙的超级铁路计划也随之披露,一时间舆论哗然。

    当时全国新闻报纸极多,各有立场和派系。像是《亚细亚日报》、《新纪元报》、《新 闻 报》、《时 报》、《时 事 新 报 》 、《神州日报》、《大公报》,都持反对意见。比如《时事新报》认为于十年之内筑路二十万里”之说辞,稍具普通常识者,类能知其必不可行。《新纪元报》说练兵五百万、筑路二十万里与民生影响太大。《新 闻 报 》甚至说“自全名誉,勿令开国元勋与国家同归于自杀也”  。甚至还有尖酸刻薄的如《神州日报》,说孙中山就会“演讲的时候顶括括一张嘴”、丧权辱国与满清何异云云。

    国民党系的《民立报》《民主报》、《中国日 报》、《天铎报》、《民权报》 、《中华民报》、《太平洋报》则奋起反击,说反对派没理想没实干精神。最神奇的是,北洋系的《大自由报》也跳出来鼎力支持,不知有没有袁世K背后授意。

    两边吵得最凶的话题,是围绕着“借款筑路”这个计划来的。支持方认为中国贫弱,借鸡生蛋最为合理;反对方认为列强虎视眈眈,不安好心,难免有损国家利益。

    两边吵得不亦乐乎,唯独忘了一件事。

    列强资本乐意不乐意……

    这怎么能不愿意呢?列强不是最喜欢趴在中国铁路上吸血吗?一旦公布计划,岂不是苍蝇闻到血腥味一样飞扑过来?

    列强的资本大鳄们很贪婪,很没人情味,为了利润可以出卖一切,但这些家伙没一个是傻子。

    他们愿意攫取利益,但前提是这个项目得靠谱才行。

    用现在的话说,愿景虽好,还得落地才行。

    往大了说,这些铁路的借贷信用与抵押如何取得,谁做担保;往小了说,劳工与技术工种是否充足,规划是否合理,征地与运输是否可行等等。种种细节,很是复杂。

    孙中山8月29日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上发表了一番讲话。针对大众对二十万里计划的可行性质疑,他激情澎湃地回答说:“愚见拟于十年建筑二十万里铁路,在旁人乍听之,以为诧异。若以最浅近、最简单之法言之,则人人共晓。譬如以十人一年工作,筑造路工一里。以此推之,则二十万人一年可筑二万里。二百万人一年可筑二十万里。以中国四万万人计,能当路工者,岂止二百万人乎?”

    等等,孙先生,这就是你的落地计划吗?

    到了9月2日,他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针对之前各界争议,又做了详细解释。比如说到贷款,孙中山表示:“鄙人之计划,虽预计借款六十万万,其实此项借款,并非全用现款。综核计之,不过用五分之一现款,其余仍由外国购办材料。所余五分之一之现款,为数不过十余万万,在外国资本家视之甚易。”

    外国资本家:“不,不……您误会了。”

    说到具体的筑路落地计划,孙中山更是信心十足:“又有谓二十万里之铁路,虽有资本,十年亦不易修成,此又非也。今以十年为计划,此中已有宽余之岁月。以两年募齐外债,以两年测量线路,有五年之功夫,可以全路告成……又谓鄙人计划,未免言大而夸,万难办到,不知以我国幅员之广大,修路二十万里,此为至小之计划。”

    好家伙,十年时间都是留出了富余,按孙先生规划,其实五年就足够足够了。而且区区二十万里,一个小目标罢了。

    至于劳工问题,孙先生比数日之前更具信心。8月29日他还说,二十万人一年筑两万里,但到了9月2日,经过详细测算,他认为只要一千人,一年便可筑出一万里。

    你说洋人能不莫名惊诧么……

    其实吧,洋人很早就开始惊诧了。

    莫里循书信集里,讲过一个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6月采访孙中山的情形,描述当时他“手持毛笔与一块墨,不时随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属地的位置上画满了许多线路…… 线路安排完全凭臆想,丝毫不考虑 现实的地理地势”。 在一处标上一条新线,把这条线取直,又把那条线取直。”为此端纳提醒孙钟山说:“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不要梦想得到外国投资者的一分钱。” 孙中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只要各省同意,政府是否稳定又有什么关系?” (《孙中山的二十万里铁路修建计划评析》王霞)

    孙中山和袁世K提出这个计划之后的半个月,9月16日。各国驻京公使齐聚到法国大使馆,开个会,打算聊一聊这个事。因为袁世K在9月9日,已正式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给了一个全国铁路督办的头衔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经理的职位,每个月批经费三万元。

    既然这算是政府行为了,列强势必要讨论一下。

    必须得说明一下当时的背景。在1910年,汇丰、花旗、德华、东方汇理四大银行组成了一个银行团,以英美德法四国为靠山,垄断了对华贷款。保路运动的起源,就是这四大行逼着清政府借款修路。到了1912年,俄国道胜银行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也磨刀霍霍,变成了六国银行团。

    这个六国银行团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垄断对华贷款,借此控制关税、盐税,因此不容他人置喙。前个月,唐绍仪刚刚因为跟比利时联系贷款,被银行团搞得灰头土脸。如今孙中山既然提出这个铁路规划计划,国外借款自然归他们决断。

    孙中山的所谓海外借款,自然是找他们。事实上,九月上旬孙中山就特意拜访过银行代表,畅谈了一番规划。

    大家议了一回,都觉得这机会不错,但计划委实不太靠谱了。各国公使都认为,一是数据太过骇人,不太有可行性;二是孙中山的职位到底什么性质、

    事实上,自从袁世K授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之后,一直有合法性的争议。这个职位到底什么性质?若是民间实体,政府凭什么每个月发三万?若是官方机构,为何不通过参议院,而是总统私人授予?何况政府里已有交通部,这和铁路公司将来又怎么划分?

    对于六国银行团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个孙中山的铁路公司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国政府。如果能代表官方,那么自然照章操作,拿盐税关税来抵押;如果不能,一个民间公司要来拿什么做抵押铁路借款?

    他们摸不清楚孙中山的性质,更搞不明白袁世K葫芦里卖的药。最终大家得出一个结论:“铁路公司尚未成立,仅凭政府一纸任命,借债窃恐不易成立”。只有天生乐观天真的美国人略有不同意见:“若办理得人,款不浮冒, 亦并不妨事”——但这个前提,也得是“办理得人”才行。

    孙中山到底是否“得人”,中国修铁路最有经验的盛宣怀最有发言权。他对这个计划的评价是:“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以谋。”

    埃德蒙兹在《孙逸仙的铁路计划遗产》里有一段颇为刻薄的评价:“孙的计划是以一种假设为基础的,即认为外国资本家将会给中国新铁路的建设投资。这种观点是错信于人,因为在一战前夕,外国资本家在各自的殖民地有更好的机会兴办铁路。”

    六国银行团反应冷淡,孙中山只好坐着火车全国转了一大圈。演说了很多场,但别说修路,就连勘察线路都没启动,唯一的成效,就是呼吁兴建几个铁路专门学校,但也没都建起来。后来孙中山在上海潜心写作,撰成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里面有三大海港、五大铁路系统,铁路十万英里,公路二十万英里。

    然后,也没有然后了。

    八卦八完,还是得多说几句。

    孙中山对于铁路的认识很早,1891年他就写过一篇叫《农功》的文章,津津有味地探讨铁路可以移民戍边,于国防大有裨益。后来1894年他写信给李鸿章,对铁路意义的认识更上一层,“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 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 此后几十年中他关于铁路发表的各种言论,不带偏见地看,见识其实是相当深刻的,固然是嘴炮响亮,比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已强出许多。咱们嘲笑归嘲笑,倒不必全盘否定。

    纵观他在铁路方面的言论和著述,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在务虚的战略层面,孙中山见识卓绝,譬解犀利,对诸国铁路体制有着精深理解,但一到实际操作阶段,就抓瞎了。所以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适合的职位是精神领袖,而不是事务性工作。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他是刘邦,打仗用韩信,战略用张良,后勤用萧何,就得了,他自己别插手。

    甚至孙中山自己都有清楚认识:“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未来,袁不如我”。若民初政局,以孙为大总统虚位于上,袁为总理抓总行政,宋教仁主议会,三人精诚团结,未必不是另外一番局面。当然,这事也就是随便说说,不可能啦。

    不过,若因此我们就觉得,袁比孙强,也不见得。

    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先进性,最重要的看他在整个历史洪流中的位置,以及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历史固然有自己的潮流,但也需要一些重要人物推波助澜。比如说,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郡县制从春秋时代就开始了,这个发展大势固然无可逆转,但一直蓄积到了战国末期,才由秦始皇捅破这层窗户纸。假如秦始皇一时心软,听了王绾的话,还保持分封制,郡县制也许要迟到很多年才会成为主流。

    历史人物发挥的作用,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袁世K做事是一流好手,十个孙中山也赶不上。但他无论如何出彩,也只是在旧有王朝体制之内做一个名将、做一个名臣,就算因缘际会,也是做一个皇帝,唯独不可能做一个革命者。他只能在原来的框架内转圈。

    晚清社会矛盾重重,帝国体制的崩溃是大势所趋,但要让全体中国人接受这个思想的转变,却需要一个个勇敢的先行者前赴后继地去捅破这层窗户纸。袁世K不会去捅,他只会裱糊,裱糊不及就自己把砖头捡走再盖一间一样的房子。

    孙中山当然志大才疏、满嘴跑火车,还是个萝莉控。可他从光绪二十一年就开始提着脑袋干革命,那时候距离成功遥遥无期,但孙中山一直在折腾,这份打破旧有体制的决心,便比袁先进多了。我们拿放大镜看,里面黑点当然不少,(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冯自由的《革命逸史》,那是个清末革命党黑段子集。)可如果眼光放远,就能知道,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前赴后继的“无用之功”,有多重要。

    比如跟孙中山没什么关系的武昌起义。革命者在战术层面表现得十分幼稚和无能,被北洋军按在地上摩擦,以致袁世K从中渔利。但是,这种“术”的劣势,却不足以撼动在“道”上面的优势。武昌首义之后,各地纷纷易帜,让满清成为灭亡最痛快的封建王朝。若没有这些革命者从几十年前就披肝沥胆地不断冲击、不断呐喊、不断摇撼,令民心所向变成大势所趋,袁世K可没那么容易逼迫紫禁城的孤儿寡母甘心逊位。而此后的洪宪闹剧、张勋复辟,更证明帝制之不得人心,已成共识。这种共识的铸成,绝非袁世K这样的人所能做到,亦不是他的高明手腕所能克服的。

    所以孙中山先生那句总结,还是相当到位的:“维持现状我不如袁,规划未来,袁不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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