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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一次和王一方教授见面，是在一本书的研讨会上，那本书是《最好的告别》，阿图葛文德医生写他父亲从生病到去世的过程，研讨会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怎么让中文版的题目上面不出现死这个字。一个月前，我又采访了王一方教授，聊了一次播客。以下是一些概要。播客最有意思的还是聊天时话赶话那种交流状态，整理成文字之后，倒丧失其精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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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方 

我们今天文化基因里面有好死不如赖活这么一种东西，我们是把这个责任就归给孔子，其实我觉得有点冤枉孔老夫子。孔老夫子他有两面，一面，他讲过“未知生焉知死”。他还有另一面：“朝闻道,夕死可矣”。中国老百姓的通俗的语言当中对死亡也是特别潇洒的。我们经常讲，比如说高兴死了，高兴死了，快乐死了。快乐死了，幸福死了，他是因为死是一个巅峰体验，他把它看成巅峰。
中国人有一派是持这个态度的，比如庄子。庄子他在死上是极其潇洒的。我说他的《逍遥游》就讲死亡的壮丽。你看那么大的鸟，世界上没有，反自然啊，是吧？背负青天九万里，扶摇直下。那个过程就是死亡的壮丽的过程，他讲人转化的过程，人从这一个有形的世界向无形世界转化的时候，就有那么一种感觉叫《逍遥游》。
另外一个人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他说那就是人类理想社会乌托邦。我说桃花源记就是他对死后世界的想象。
我们今天的死亡体验主要来自癌症病人。生命不息，抗癌不止。抗癌药是对人体最大的伤害，特别痛苦。这个痛苦它是人为加上去的，但是本身也痛，现在主张就是大量的用吗啡。
赫胥黎那个家伙很幸运，他是用的LSD。LSD这个词上大家可能不一定懂，它就是迷幻剂。它不光给你止痛，还让你那一刻就像庄子讲的逍遥游一下子突然让你鲲鹏展翅进入一个魔幻世界，进入一个想象力极其丰富的世界，而且两眼冒金光，他打了50毫升。他老婆给他打的。今天的安乐死，里面没有用LSD了，现在安乐死大概打三针。可能一般老百姓不知道。

苗师傅我也不知道，您说说这个。
王一方 第一针叫镇静剂。首先给你镇静，你别那么慌张，让你从容一点，镇静剂就是神经的阻滞，让你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了就没那么活跃。第二针叫肌肉松弛剂。你想反抗，我不想死的，我要做动作，我要高声喊是吧？
苗师傅 即使你心里面做了决定了，到那个时刻还会反抗
王一方 它是一种本能的。对死亡的那种抵抗，与生俱来。
苗师傅 肌肉松弛会不会大小便失禁呢？
王一方 那个是没有意义了。第三次那就叫心脏毒剂，就让你心脏停掉啊。所以像我们今天不是有很多叫死亡协助的人、医生，抓来判刑，基本上就是判的第一针和第二针。第三针是病人自己注射， “扳机效应”就像枪一样的，我把你子弹装好，我把你枪上膛，最后激发必须是本人，就是我自杀的人，我最后搬动扳机，第三针必须是自己。我们叫自裁，自我裁量。我们讲的伯格曼也好，莫言也好，包括陶渊明也好，有一批人把死亡浪漫化诗化，他在干什么？他最终目的还是要死亡脱敏，死亡太敏感了，他来告诉你，别那么敏感，放松一点，是吧？其实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苗师傅 我本来说咱循循序渐进慢慢来，您上来就先给我三针。我前几天正好在看一本书叫《死亡否认》，书上说，很多人会对世界的认识有四个层次，一个是先学习，先学会怎么适应社会。第二是在社会上角色扮演游戏里面玩的比较出神入化，能够适应社会角色进入角色。第三层就是说认识到生命的无意义。然后第四可能是到死亡到宗教这块。很多人实际上是害怕进入到第三层的，不愿意承认说生命的无意义。

王一方 有些人是乐观主义者，他永远生活在童真童趣当中，他认为这个世界是和谐的，是有意义的，是被那些政治家那些哲学家编织的，但是很多人是跳出来的。跳出来一个最大原因就是生病，生病上真的是对亲情的考验。我们经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其实当一个癌症病人跟你讲他儿子不孝的时候，你真不应该被他骗了。这是“共情耗竭”了。我们今天讲的社会化，前两个阶段叫社会化的早期。真正的社会化最后是认识死亡。所以对死亡的坦然上，某种意义上讲是社会化的最高阶段，我们经常讲一个医生或者一个家人敢不敢于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你敢于面对临终人的眼睛的时候，你突然就会觉得这个世界真实的世界在你面前，你老是不去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你看的都是假象。


苗师傅疫情发生三年来，我发现各国的抗疫政策当然有科学的层面，但也有其他的层面，包括怎么看待政府，包括怎么看待自由，都跟防疫政策选择有关，跟每个人的选择有关。那么您觉得死亡数字，大家对死亡的观念或者是对这些死亡数字的耐受能力会不会也影响各个国家的防疫政策？

王一方  这次大概是609万人，到昨天美国是大概是接近97万。我们讲群体死亡的数字的时候，其实是漠视个体死亡。大家在讨论抽象数字的时候都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
数字可以被建构。建构了以后，大家就是屁股决定脑袋。跟科学没太多关系。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疫苗那么犹豫。
反智主义在今天也是非常盛行的。
大流感死了2500万人。你没有印象。但是现在6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会给社会带来幻灭感的东西。不确定性造成了幻灭。但是我们怎么来看？有些人就认为这件事值不得花这么大功夫来做社会动员，有些人就觉得这件事是必要的。


苗师傅防疫的确是透视出社会的复杂性来。我今天上午也正好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数字，是讲人均GDP跟预期寿命的关系，其实在中国还是上海和北京人的预期寿命是最长的，是这样的吧？

王一方对。上海最高，上海和广州比北京高。北京人算是北方人的菜系，吃的东西太咸。上海的老人，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未必比北京好，但你看北京老头子一旦65岁以后，基本上就放任了，胡子邋遢什么的，上海老人是不会的，他是踮起脚尖来往前走的。
你说上海有个概念叫“老克拉”，它是跟长寿有关系的。我觉得提起精神来做人，踮起脚尖做人，要对长寿有期望。人生最难，最怕的是失意，失意背后是失尊。我们讲死亡的时候也总说意义和尊严这两个事儿。

苗师傅从疫情发生到现在的上海，我们在社交媒体上能够不断看到，有人来讲述自己亲友去世的过程，或者是自己亲友求助的信息。我们知道有一种文体叫医学叙述或者叫医学叙事，您觉得那些社交媒体上的帖子会纳入到您的研究范围吗？或者您会关注这些东西吗？

王一方 叙事医学叫narrative medicine，它是一个专门的东西，需要有人类学训练的。这里面允许有一些所谓的漂移，但那个漂移要控制在最低限度，至少你要客观。比如说你死的是你爹，你在那嚎啕大哭，死的是别人，你就冷眼相对，这肯定是不行，我们对每一个死亡都是严谨的，都是严肃的是吧？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近距离观察，远距离思考，其实我们的研究是提倡这种东西的，就是你要到现场近距离的观察这件事，我们经历了这个三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当中，或者是甚至有意无意的都可能成为这种所谓的密接是吧？我觉得这里面要有一个起码的善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上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把它当做一种政治斗争的武器，或者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的武器，这个东西就很不值得。我们经常讲新闻是历史的底稿，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是历史文本，如果这个历史文本是被这代人的意识形态扭曲的，或者被这一代人的情感扭曲的，或者被人的浅薄扭曲的，那就没有历史的真相了，也没有历史的真实了，是吧？历史的深刻就更谈不上。所以我觉得这种文本的的确确需要除魅，去掉那种个人的东西。

苗师傅甚至包括感情？王一方
对。包括个人感情。叙事医学里面讲共情，共情是人类最起码的东西，就是对待一个生者和死者的尊重，对待苦难和幸福的理解，但我们今天要么就共情耗竭，要么就共情过度。
苗师傅  《重症之后》是新出的一本书，王一方也为这本书写了序言，我看您序言里面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人们很迷信ICU，但出来ICU之后有的人是康复，有的人是平复，有的人是残复。我发现您总强调医学的局限性，让人认识到自己终有一死，好像是您写文章写书的一个主题。
王一方 大家都在说医学霞光万道。其实医学也就很多灯下黑，我们今天把它就叫现代性批判，医学有很多不足。-----我们总盼着活得长，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你看有快有慢有节奏的。所有的学科，还是理性的东西，但是在人类面前有三个东西不够理性，一个是痛苦，还有死亡，另外还有诱惑。这三个东西还是要上升到宗教层面，生死苦难诱惑，只有宗教才能帮你解开。100年前有个家伙在叫Hertz，这个人写了本书叫《死亡与右手》。他讲右手是神圣，左手是世俗。他其实是在讲宗教生活跟死亡的关系。死亡是通往神圣的，我们其实是逃离神圣的、拒绝神圣的。
我们是握着拳头来的世界的，从你妈妈怀孕下来，握的拳头一声大哭，握着拳头哭的，死的时候我们叫撒手人寰杀，撒哪只手，撒的是右手。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神性。